健康码的兴衰演替：关于科技抗疫的反思

国内现在关于健康码的讨论多处于优化功用的层面：码出多家，割裂的格局如何统一的问题；健康码存在漏洞，持绿码患者入城的问题；未出检查站健康码就失效了的问题……

相信这些技术优化的问题可以很快得到解决，抗疫科技最终得以正名。我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的存在，健康码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快速渗透、分化。

作为科技惠民、互联网+的一个有力注脚，健康码能够赋予国人行动自由，或者去除行动自由的束缚，其创造的价值有目共睹。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希望这类踪迹证明永久嵌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数字治理主义的包裹下，我们又如何看待这类追踪科技的裂变和异化？

我能够理解健康码的价值所在以及兴起的原因，但我在意的是它以怎样的方式退出历史的舞台。悲观一点，我更在意的是这类产品一旦成为我们生活的基础设施，实时监控被日常化，健康码也如病毒般分化更替，以更多元、更隐秘的方式嵌入到未来的生活当中。这或许是很多人在危难时刻看到的商机、潜力和社会进步。真若如此，我们又如何在中国社会中寻求制衡的力量？

我国在抗击疫情上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年初看到病毒扩散的时候还在痛恨武汉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之后目睹西方面临同样危机时丑态百出，甚至放弃治疗的时候，我真心连骂的力气都没有了。中国能在数月之间把陡增的数字压低甚至清零，除了来自全国的可敬可爱的医务人员之外，通讯数据在支撑病理学分析和追踪上功不可没。建立在行为数据之上，既然可以证明一个人有患病风险，也就可以证明一个人没有，健康码应运而生。

早在疫情之前，使用行为数据进行追踪定位的技术就已经成熟，在公私领域都有扩张之势。但是如此大规模有目的地追踪特定人群在历史上实属首次。虽然有病理学追踪作为正当理由，pandemic surveillance还是在西方（学术界）掀起一番波澜。4月初多个欧洲/英国科研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密切接触者追踪技术架构的报告，随后没过多久就听到苹果和谷歌要联手打造一个可以覆盖全球的“健康码“。去中心化是欧洲学者提出方案的核心，也是整个追踪机制正当性的主要支撑。但是，这一诉求却很快淹没于无形之中，被效率、规模以及科技至上的理念碾得粉碎。

反观国内，抗疫科技的接纳程度明显要高出许多。虽然没有实证对比数据，但我感觉国人在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方面是佼佼者。互联网红利的狂轰滥炸令人喜笑颜开，个人数据处理、使用和交易却很少令人皱眉——当然关于数据处理的不透明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更深的文化层面，隐私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价值，没有足够的本土资源得以发展。近年来零星的讨论不是受到西方理念的影响，就是来自于数字时代每个人切身感受到的赤裸感。

有人会指出，追踪患者数据予以分析和公开与患者的隐私权及数据保护权之间存在张力。的确，若四邻对你自己的行为踪迹和病情轻重了如指掌并且嗤之以鼻的时候，心理在强大的人也难免隐私尽失造成的心理创伤。原则上这正是隐私和数据的法律规则要保护的利益。科技抗疫在我看来是这一法律规则的典型例外。在课堂上若是问及欧盟数据保护法第6条(e)(f)款在何时适用，我很难想到有比这次疫情带来的公共健康危机以及患者的生命安危更为贴切的例子。

隐私利益在疫情期间被牺牲并不是我所担忧的。公共危机下，数据隐私是一个十分孱弱的价值。生命安慰面前，放弃隐私会被公认为合情合理。这与中国“舍小我，为大我”的文化无缝契合。当绝对透明成为了一种公共利益，人人维系，隐瞒病情的人则会被人人唾骂，甚至判刑。

我所担忧的是这波疫情过去之后，隐私不再被认为重要，无论是否还存在着价值冲突。我所担忧的，是公共危机离去之后，隐私利益已被抗疫科技挤压变形，无法回复到原来的状态。我所担忧的，是大势将去，大楼盖起。很难想象那些被视为社会进步的科技不会被进一步物尽其用。稍微发挥一点想象力，健康码会很快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如病毒般分化——乘车码、飞机码、打酱油码……这是否是危言耸听，现在判断为时过早。但身处于噱头经济之中，我只会担忧自己的想象远远低于千千万万的创业者之下。如此魔幻的社会格局，想必对于黑镜迷而言并不陌生（如果没看过推荐第三季第一集 Nosedive）

正如荷兰Tilburg大学的科技法教授Linnet Taylor所言，危急时刻我们要做的不是强调隐私保护的重要性，而是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公平地获取抗疫科技带来的便利和福利。危机之后，我们需要做的事抵制这类有着特殊历史烙印的科技生根发芽，渗透到正常的社会生活当中。我们要争取的，是这类科技的可逆性 (reversibility)。

数字基础设施一旦建成，便可反复使用、变换用途使用、“创造性”使用。技术架构的外部性和延展性应是我们反思科技抗疫的核心议题。缺乏对数据和算法使用的目的限制，仅有商业和有效治理驱动的结果势必是野蛮生长。我们亟需一套社会规则，能够促进生长，但限制野蛮。

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在健康码的一端是我们在特殊时期的行动自由，在另一端则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野心。让自己的亲友远离数字时代的喧嚣相对容易，但让大批资本、大量数据就此闲置甚至废弃基本没有可能。久而久之，当抗疫科技已经成为了正常生活的基础设施，是否生活其中就不再是一种选择。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究竟如何建立这种科技可逆性，老实说我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一理念来自西方，此时关于pandemic surveillance的讨论此起彼伏，但那里没有合适的作业可以抄。

无论怎样，我们要对健康码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它是急中生智，是情急所迫，是紧急状态的产物；它是一种妥协，因为我们认为生命高于隐私和人格，社会情势高于个人便利；它不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需要在某一刻寿终正寝。我们感激抗疫科技帮助我们去除行动自由的限制，同时也要警惕融进我们生活的底色。

让Covid-19像十七年的SARS一样尽快散去是我们共同的愿想。在此之上，我还希望这类抗疫科技也在疫情结束之时，也随着这个时代一同褪去。

作者为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讲师，伯明翰大学法学院及计算机学院博士后